“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金秋是江南最美的季节之一，丹桂飘香，河蟹肥美，而在天高气爽的秋季里，探究学问、昌明真理，也是一件非常愉快之事.。2007年11月16日到11月18日，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聚于江南名城苏州，围绕着传媒与科学发展观、传媒与生态环境、传媒与中国文化复兴、传媒与跨文化传播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大会开幕式由苏州大学文学院与新闻学院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陈龙教授主持，苏州大学田晓明副校长代表学校致欢迎辞，苏州大学文学院与新闻学院王尧院长代表主办单位讲话。本文分主题地就本次会议讨论的话题和内容作一简要综述：

一 传媒生态和传媒环境的构建

生态环境近年来受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生态问题关系人类的命运，在会议开幕式的主题发言上，来自浙江大学的邵培仁教授就媒介的生态问题作了精辟阐述，他提出了建构媒介生态学的新课题，他指出：“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建立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告别西方研究范式的绿色媒介生态理论体系，探索和揭示媒介生态发展与变化的本质和规律，以‘循环式食物链’代替‘单程式食物链’，以‘绿色生态链’和‘蓝色生态链’替代‘灰色生态链’和‘黑色生态链’，以‘媒介生态城堡’取代‘媒介智能大楼’，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的使命和责任。自觉遵循媒介生态系统的信息、物质、能量流动规律和整体优化、互动共进、差异多样、平衡和谐、良性循环、适度调控等原则，是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研究的题中之义。媒介不是一种僵死的封闭的物质实体，媒介生态更是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开放系统。媒介生态学以其原理与方法、历史与现状、观念与规律、传者生态、信息生态、符号生态、受众生态、报刊生态、影视生态、网络生态等为主要研究内容。”并且他就如何建构媒介生态学，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

来自复旦大学的杨击副教授等4人以panel的形式对此主题进行了回应，并生动演示和探讨了“新闻生产与和谐社会：媒体叙事策略和社会新生阶层表征的关系研究”。他们的精彩发言激起了与会者热烈的讨论。值得关注的是，该文作为国家社科一般项目（06BXW001）“新闻生产与和谐社会：媒体话语对中国贫富差距心态的影响研究”成果之一，由4人组成panel首次在本次会议上发布。

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江教授则具体阐述了中国社会的新闻生产与法制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展江教授的发言生动诙谐，博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南京理工大学的孙宜君教授讨论了传媒在在构建和谐社会环境的具体措施，这些讨论都发人深思。

二 传播学的中国化

传播学引进到中国已经近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传播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有无数高等学府成立了传播学专业，而且由中国学者所写的有关传播学的著作也出版了无数部，这是一个可喜现象，但是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譬如话语的失范、研究的空疏等问题。而这次会议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主题是探讨和反思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开幕式上，来自南京大学的段京肃教授在题为《传播学在中国的遭遇》主题发言中就这一话题开展了深入思考，他指出，传播学在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传播学存在着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体会式的研究思路，一种是美国经验主义的研究思路，而这两种思潮都不利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他认为传播学要在中国取得真正发展，必须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他特别提倡以“民族志”为基础，建构“中国化”的传播学，他认为这是民族志的方法是因地而异，必须建立在对特定对象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这是西方人无法做到的，而单纯地走美国的经验主义，或者随意的把西方理论拿来解释中国问题，都不利于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

段京肃教授的发言引发了与会者对于传播学在中国遭遇的思考，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陈卫星教授在开幕式上也就如何开展传播学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城市欲望与底层想象》的主题发言中，陈卫星教授通过具体地文本研究，考察了媒介文本中，来自中国底层社会的都市想象。他的研究表明，传播学在中国要继续发展，学者们不仅要阅读西方的经典传播学理论，更需要深入到中国社会和媒介文本内部，把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文本结合起来，深入分析和解读具体的媒介文本，这样才能逐渐发展出一条适合中国传播学自身发展的道路。来自澳门大学的陈怀林副教授通过对1995年至2006年发表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新加坡的四家主要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新闻学研究》（台湾）和《As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新加坡)）上的全部700多篇传播学方面的原创论文所采用的学术规范进行了统计和比较，分析了内地和海外传播学论文学术规范的差异及其成因，这些讨论都激起了与会者的思考。

三 公民社会与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近年来是传播学领域一门方兴未艾的新领域，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

复旦大学周葆华博士的《当代城市公众对重大时事新闻认知的实证研究》，通过实证主义研究，具体考察了当代城市公众的新闻素养。

中国传媒大学姬德强考察了“媒介素养”自身含义和语境的演变。他认为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术场中逐渐升温的概念，“媒介素养”不仅指向了以现代西方公民社会为背景的公民素质结构及其知识化的表述，也更多地在概念本身的语境转换中发生了自身涵义上的移植和变异。而造成后者的主要过程，便是社会转型对于具有阐释力量的知识的疯狂追取。于是，知识、政治、文化等社会力量积极地投身对于“媒介素养”这一概念阐释权的话语争夺中去，并逐渐将其原初的涵义、生长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剥离，从而导致了在知识层次，“媒介素养”及其原生语境未经系统化地转译就被转型社会的集体性盲目所裹挟。

来自曲阜师范大学的刘艳在《关于中国当代媒介素养教育操作层面的几个问题》中，具体讨论了媒介素养教育如何符合中国的社会实际，提出了一种“分阶段的学校媒介素养教育”主张。

四 跨文化传播视角

本次会议第四个重要主题是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于德山副教授在题为《30年来大陆之海外媒介文化接受及其对策分析》的发言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化传播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多元状态，尤其对中国民间多元化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形成影响巨大。他指出，随着当代文化逐渐转化为一种媒介文化形态，应该认真梳理当代中国海外媒介文化接受的特征、得失与媒介文化资源，借鉴欧洲发达国家文化保护政策，制订与实施具有特色的中国文化保护政策，促进当代跨文化的生态传播。

上海美国研究所倪建平副研究员在题为《国家形象塑造和中国对非洲政策：跨文化传播的视角》的发言中，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探讨中国和谐文化在非洲的传播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战略含义；在阐述和谐文化同国家形象塑造的相关性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塑造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并指出“和谐文化传播”如何有助于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以及中国对非政策的调整。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廖圣清副教授则就上海等地留学生对上海的认知进行了实证分析，这种跨文化传播视角为传播学的拓展提供了启示。

另外，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何晶博士、河海大学的易前良博士、南京政治学院的刘永昶博士、国防科技大学的刘燕博士也都就公共危机、民营影视公司、网络文化等媒介现象也都展开了深入具体地的讨论，这些讨论热烈，不乏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与结论。

整个研讨会历时一天，紧张而激烈，与会代表认真严肃地交换意见，积极踊跃发言，会场气氛活跃，尽管大家的观点和看法不完全相同，但在争论与交流过程中能彼此启发，相互都有收获。对此，陈龙教授在大会总结时指出，这次大会收益颇丰，大家就媒介生态学、传播学的中国化、跨文化传播、媒介素养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议题也显示了我国传播学研究的一些新趋向和可喜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