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观察：新媒体语境中的广播电视与社会公正建设

左  芳

【内容摘要】在新的经济形势与相应的社会问题和发展困境中，广播电视业有重大现实责任不容回避，尤其是新媒体语境中的广播电视与社会公正，如何发生正相关关系和作用，大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人民基本权益，促进政治文明与社会民主，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是广播电视人和传媒研究者今后需要积极寻找路径、坚持不懈探索的长期的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关键词】  新媒体；广播电视；社会公正

     改革开放三十年，新媒体语境中的广播电视，从传统单一媒介组织走向整合媒介组织，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向商业化—组织化¬¬¬¬—规模化发展，挑战传统规制，跨越行业间隔，以整合内容资源和渠道资源、扩大市场份额、产生规模经济和扩大范围效益为目标。广播电视力求直接与消费者的复杂需求对话，随时随地随意提供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越来越凸显内容为王的文化创意产业特征。新媒体语境中的广播电视突破空间间隔，超越时间限制，改变传播方式，跨越媒介边界，为实现社会公正与社会公共服务鸣锣开道。
     在现代、开放、全球化的背景下，媒介融合与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学术研究的立场非常重要，在社会发展不均衡、社会转型造成大调整过程中，深度改革开放依然迫切，一部分媒体和学者自觉不自觉地以幕僚、门客、臣民、媚权媚钱媚势者自居，时不时以权威或者更多是伪官方的身份、口吻混淆视听，高度强调控制、堵塞而不是疏导和沟通，加重了中国广播电视业改革开放的思想负担和焦虑困惑，延迟了对于故步自封观念的突破，阻碍了公共空间、公民社会、公正的建设，其对于国家形象、文化建设、民主生活的负面作用值得警惕。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2006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讲话说：“我们周围信息无所不在。随着所谓新媒体、新技术和新的内容传发途径的扩散，信息的获取已经容易多了。信息也日益多样。比如，博客等‘参与式媒体’正成为主流媒体报道的补充。”新媒体语境中的广播与社会公正，是当前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①新媒体语境中的广播电视与社会公共建设研究，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考察：新媒体驱动广播电视起飞；新媒体支持的全方位叙事；广播电视促进的社会公正。

一、新媒体语境中的广播电视

     传媒的概念，从报纸开始，后来有电影电视、网络新媒体等等。20世纪以来媒体的高速发展，首先是广播电视，它成为一个营销的平台、通道，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提供大众性的娱乐，受众能够在营造出来的某种氛围之中去交流思想、文化和情感。报纸、电影的交流是单向的，广播电视是可以参与互动的，新媒体是双向甚至多向的。
     21世纪，是一个传媒爆炸、迅速扩增的时代：宏观的角度，有旧媒体、新媒体；从属关系角度，有个媒体、自媒体、私媒体、公共媒体等；传播介质或终端角度，有网络媒体、手机媒体、阅读器媒体等。
     数字化时代，信息的有效性有时候在于它的价值，有时候在于分享。广播电视与人同在、如影随形，是整个社会、所有公民的事情。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融合，通过功能和时空的整合，技术成为了内容的一部分，是人类认知、生存能力的延伸，为人类的归属、趋同感提供了个性表达的可能。通过数字电视、互联网、无线移动媒体以及播放器等媒介传输和接受的媒体群，新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新型媒体业，即融合计算机、通讯和传统内容产业的所谓3C(Computer，Communication and Content)产业。
     媒介暴增，内容稀缺。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融合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互动与个性服务。互动的媒介传播改变媒介的单向性，大众原创性被发挥出来；消费者自身不仅可以选择媒介、反馈媒介、运作媒介。媒介内容从一次性、单一媒体使用向可重复性、跨媒体使用转换；媒介渠道增加，相同的内容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介传输，相同的媒介可以传输不同的内容。空间间隔消失，媒介的间隔被打破，传媒全球化；广播电视服务从为观众服务向为用户服务转化，为用户提供信息，提供发布信息的平台和机会；满足个性化、创造性、选择性的需要。
广播电视与新媒体多重叙述迷宫，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接受者的审美愉悦。新媒体消解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新媒体语境中的广播电视与大众真正建立起主体间的联系，具行交互性和跨时空特点，给广播电视行业带来了许多新的理念和模式，如节目专业化越来越强，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等。广大消费者获得了巡游多种新媒体间所产生的愉悦，这一愉悦出自游走于叙述迷宫之中的耽溺。如果说消费者是带着对传统叙述的审美期盼、试图在阅读过程中揭开谜团的话，那他(她)很快会感到失望与沮丧，因为任意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叙述均不指向谜团的消解，而是将消费者导向比是非、黑白判断更广阔的人群与环境。游走的阅读者很快会发现，他(她)的愉悦将其转化为现实的考古学家，剪报、图片、视听、文字的鼠标移动往往将其带到从未涉足的角落，关于人类和世界的历史记忆与集体无意识随之扑面而来。
     新媒体语境中的广播电视以视听库叙述为主的作品成就的足一种“分心”的愉悦，“分”叙述主干之“心” ，把我们对传统叙述从线性发展到高潮结局的期待分而散之，代以对繁复交叉的枝蔓、层层相叠的枝叶的关注。互动和碰撞之中，消费者很快会淡忘表面的、某一个符号的元叙述，转而与作品所提供的一系列叙述因素发生关系。最大限度地突破少数人叙事和话语权的遮蔽，视听数据库的构建为寻常生活和普通人的浮出历史提供了契机。徜徉在信息潮涌动的广播电视之中、在人生景观的一个个兴奋点中陶醉的过程，消费者获取的是忘情于一个个叙述因素、激活沉睡在记忆角落中的一幕幕景象的欣喜，使我们得以窥见传统叙述所不能提供或有意回避的东西。
广播电视进行信息收集、阐释、整理，同时越来越凸显个人化风格与个性化服务，某种意义上扮演公众信息代言人。实现了多重的传播效果，横跨个人传播、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多种类型，实现了个人性和公共性的结合；努力突破少数人作为把关人的概念和传统的社会传媒结构。四川大地震中，普通公民拍摄手机照片、私人DV等等，在博客上、广播电视上的采用，丰富了视听直播报道的信息渠道，这些资源很快进入各大电视网、报业集团的新闻头条。在这次报道中，报刊、电视、公交移动电视、手机、博客、互联网以及播客密切配合，紧紧扣住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新的媒体形式、媒体工具与广播电视结合，显示出了巨人威力。
普通大众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且能轻而易举成为信息的提供者和创造者，广播电视飞翔起来，最大限度地守望、监测人类和我们生存的宏观与微观环境，最大限度地及时播报事实真相、关注人类安危和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各项制度的健全与规范。融合新媒体技术，可以做到极致的呈现，从新媒体领域寻找到理想的伙伴，使传统媒体机构积累的资源扩大它的价值边界。

二、视听库叙述与社会公正信息平台建设

    “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产生什么效果？”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900多页的文件中，中国承诺将逐步开放国内市场，遵循WTO有关投资及贸易规定，建立一套完善、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其中一项重要的条款为向外资开放中国的电信增值业务市场，包括互联网接入和互联网内容服务市场。国务委员吴仪说：“加入WTO后，中国将由目前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新华社，2001)   
     声音、图像、文字、电报、电话、电影、电视、卫星、电脑、数字技术、互联网等等，技术日新月异，传递信息的方式快速递进，最大限度地超越距离，实现了新媒体语境中的全方位叙事——信息欺诈、一言堂、独家信息遮蔽和垄断的可能性受到了最大限度的改变。汶川大地震中，中央电视台长时间不间断的直播，前方第一线大大小小事件的第一时间内播报，赢得了国内外广泛的赞誉和肯定；中华民族自救、互助、与世界友好合作的能力与过程，激活了人类对于自身定位、人与环境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重新认知和信心，开启了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国人的新时代。
    “十一五”时期(2006年～2010年)我国广播影视业向数字化全面过渡，将庞大的模拟广播影视系统数字化，走向开放、兼容、共享，打破传播时空制约、自由传播。广播电视、电信、计算机网络等等许多领域的业务，各类媒体密切互动、追求多边合作、共生共赢，最大限度地实现传媒自由，及时播报事实真相，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技术上突破垄断和一言堂的独断专行，给予大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便捷的渠道、最自由的手段、最多样化的平台。由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并置、各尽所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叙事充分：叙述的开放性、多元化、互动性、包容性，营造了一个言论自由、民主有序、表达充分的公共话语场。
     与传统叙述不同，“视听库”叙述的特点是没有清晰明了的开端与结尾，没有经典性的三幕(开端、高潮、结尾)结构，甚至没有以因果关系构成的首尾呼应，代之而现的乃是一个充满故事因素的“叙述场”(narrative；field)，叙述的最终完成仰赖于阅读者(使用者)与这些故事因素之间产生的互动。使用者与这些因素互动的切入角度差异，使用者文化、个性以及意识形态观念的差异，在“视听库”叙述基础上完成的叙述自然不同，彰显出叙述的建构性(传统叙述以讲述“真实”为出发点，有意无意掩盖了叙述的建构性)，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传统叙述的美学缺憾，更深化了我们对叙述性的认识。
     四川大地震报道的开放结构和关注空间胜于故事的特征，彰显出新媒体在多重叙述以及互动叙述方面的优势，以视觉材料为主搭建的“视听数据库”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文字库，包括文字说明等；地图库，包括叙述中心汶川、北川、青川、宁强、文县等等地区的各种地图等；图片库，包括成千上万张反映都江堰等等城市变迁和地震前后日常居民生活的照片，历史图片与现实图片的交汇重叠，两组图片摄于同一地点；访谈库，包括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等等的记者关于咱民生活和抗震救灾工作的访谈；专题库，包括纪录片、专题片等等。叙述的开放性，隐藏于界面背后的空间并置视听库，颠覆了对权威叙述以及叙述结局的迷信。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随机进入或走出任一视听库，而每一视听库虽然含有丰富的叙述因素，却不能提供惟一的答案；生活的多层面、社会的复杂性、人性的多样化，传媒的播报就要力避极端化、简单化、概念化，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是多解的。
    “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真相之所以能战胜谎言，真情之所以能感动世界，源于信息的公开透明。大量前线记者的辛苦工作，让人们在第一时间了解到灾区的情况，他们的行为也赢得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心。胡锦涛总书记特别提出要感谢新闻工作者。”——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三、理性解决冲突。实现共同利益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公正，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2006温总理答记者问时说：“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这就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2l世纪，国民用于新媒体软硬件的购买、通信及信息服务领域消费的比重大为增加。人们为获取和传输不同形态的信息付出更多的金钱和努力。新媒体语境中的广播电视推动社会公正：一是及时发布重要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及涉及公众利益的其他信息，体现对不同界别和阶层公民知情权和实际利益的同等尊重；二是忠实表达不同界别和阶层公民合理的心声、愿望、意见，为他们直接或间接表达自己的言论提供同样的机会和自由。
     公正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维持基本的经济公平、教育公平，努力营造公正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够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医疗、福利、就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接受法律保护等权利。广播电视在维护公正中应当发挥积极作用，及时监督、报道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工作情况，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的建设情况。积极关注“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现象，讨论如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初次分配中有许多不合理的差距扩大、改革税制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保障公民的生存条件与基本生活需要、改革教育培训制度在起跑点上解决机会平等的问题等等。“社会公正”一词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蕴涵着人们对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和利益格局的诉求。
传媒自律，坚守公正的传播立场，是传媒人令人尊敬的职业道德规范和操守。无论如何，传媒沉默、传媒失语，是悲哀的事情，一定是发生了重要渠道的堵塞，需要及时清理和调整；但是如果传媒造假、传媒失真、传媒用种种方式技巧掩盖扭曲事实真相，那是破坏社会公信力、危及公民安全的罪恶，也就失去了社会公正的可能。
     社会公正遭到破坏，往往是因为一部分人利己行为过度的结果。社会学上著名的“鹰鸽定理”，即利己行为(鹰的数量)相对于利他行为(鸽的数量)，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将导致种族的生存和延续发生困难。所以，某种意义上，利已与利他的相辅相成关系，肯定适当利已的合法性时，不能忽视利他的必要性、合理性。财政收入提高的同时，免除中西部地区农村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甚至惠及全国农村子女，在雄厚的财力国力支持下逐步实现教育公平；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正透明、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司法公正、传媒透明，维护社会的信心和公正，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
     “技术创造一个允许做事情的条件，但不能决定做什么事情，换言之，技术本身并不能改变历史的逻辑。”因为“技术诞生在确定的社会学空间中，技术发展的逻辑自我铭刻在这个空间的秩序中。只有文化主义的幻觉才会让人相信一种新技术将颠覆决定的秩序，而这个秩序不是通过文化领域优先孕育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没有对社会产生实际效果，也绝不意味着技术不是革新的携带者，而是强调技术逻辑服从于社会和历史的逻辑。”②(阿芒•马特拉，2001)
     四川大地震引发的世界与中国的良性互动，促使大家思考：这样一种多媒体、新媒体的状况下，如何通过广播电视来使公民、政府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沟通?找到一种模式，一方面顺应人性的基本需求、倾向，同时又能平衡各方面利益。提倡社会互助、慈善、公益事业，不是仅仅从道德的角度强迫就范，而是建立运营一个现代体系，推动大家自觉自愿向善、行善。
新世纪的金融海啸席卷许多国家，经济下行加剧，汇率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需骤降使得企业备受压力，资源和市场双向压力下制造业非常脆弱，实现产业价值链延伸创造出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目标任重道远。新的经济形势与相应的社会问题和发展困境中，中国传媒有重大现实责任不容回避，尤其是新媒体语境中的广播电视与社会公正，如何发生正相关关系和作用，是广大传媒人和传媒研究者今后需要积极寻找路径、坚持不懈探索的长期的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注释：
①温家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
②【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作者系天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广播电视系教授、博士）
出自《现代传播》 双月刊 2009年第4期P15-P17